笔者认为，行政机关既无负责人出庭又无相关的工作人员出庭，仅委托律师到庭，有违《行政诉讼法》第3条之规定，虽不能等同于被告未到庭，但人民法院宜采取相应的惩戒措施或者向有权机关提出相关处理建议。
为此，对于涉及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的个人信息，因其具有政治关联性，是否应当采取特别的措施进行保护，凡此皆应从宪法高度进行审视。二、结构性不平等与私主体受宪法拘束的原理 那么，在宪法视角的三方关系下，对FB为代表的机构应作怎样考虑呢？传统的理解认为，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商业）机构作为一种私主体，其与数据主体之间主要依靠私法来进行调整。
而国家机关的规制，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规制虽具有一定的专业性，但面对社会舆论压力，难免出现形式化的要求和一刀切的规制过度。来自三种不同主体的侵害，往往在形式上又出现杂糅的趋势。FB总裁扎克伯格在美国国会的听证会上做了一系列表态，但显然，比其面对国会议员西装革履的扎克伯格，更应如坐针毡的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面对信息侵害风险的个体。机构拥有技术、人员和资金的优势，对行业的发展现状、运行机制、内部格局都最为熟稔，自我可控制具有可行性。其二则是市场机制，即便企业能够在实定法层面撇清责任，但是如果爆发危机，其实仍然难以逃避严重的事实后果。
更何况，此次FB事件显示出，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与个人信息权或是隐私权保护有关，毋宁还与整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相关。正如公民不仅会要求政府负担侵权的法律责任，还会以民主手段要求政府承担政治责任，消费者也不仅会透过法律机制对企业造成影响，也会通过市场机制对企业施加惩罚。这些出发点本身没有问题，但由于其过分积极，已经违背了一些基本原理，也丧失了自身在各个治理体系中的独特定位，从而蕴含着一系列的风险，可能从根本上侵蚀其正当性。
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无疑不是刑事审判解释正常发展的应循之道。该功能扩张的的表现之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变相代行立法解释的统一法律解释功能，这显然带有化解解释分歧、强化规范效力的考虑。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力图取代法官解释权的个案评价功能。首先，犯罪治理的动态化同规范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矛盾，而最高人民法院显然优先考虑了前者。
[14]坚持法治立场的人反对解释，是指对明确的法律只需在个案中加以认定，而无需费力地去解释，……要固守法律文本意义的明确性。(二)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权功能扩张的风险 应当承认，最高人民法院在刑法解释中表现出的功能扩张，其初衷无可厚非，但若深入观察，可以发现其已经背离了一些基本原理与基本规律，并蕴含着极大的法治风险，需要我们认真审视。
分割治理仅仅意味着国家的治理更为精致、细腻、准确，国家关心的是如何分割治理以及如何在分割治理中获得最大的效果。当某一主体能够更加有效地治理犯罪时，最高人民法院就可能会出于强烈的犯罪治理诉求，或是主动参与，或是被动整合到治理犯罪体系中来，就难免呈现出与其他解释主体之间的配合姿态。通过这样的一种功能复归，可以让刑法解释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也使得立法解释统一法律解释的功能得以更好的彰显。法官对法律的解释针对个案，是发生在具体诉讼活动中的解释活动，法官专门为了解决个案中法律的疑难而存在的，通过解释才得以将一般的法律规范具体化为判决理由。
同时，不同解释机关在作出解释后，也应将解释文本送交法律统一解释委员会进行备案，以便进行审查。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权的基本功能就是廓清规范文义、权衡价值冲突、整合审判权力。最高人民法院的刑法解释本身，则应立足于自身在我国宪法权力结构中的独特定位，致力于整合审判机关内部的法律适用，确保审判活动中的法律适用统一。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的功能扩张或许带有某种正向功能，但从长远来看却必然沿着功能复归的方向前行。
典型的事例如将非法占用无线电频率这种非物理性破坏解释为破坏。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在刑法解释时过分强调犯罪治理功能，本身就由于一些特定的风险使其难以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机制，更有可能因为丧失自身的独特定位而沦为其他犯罪治理手段的附庸。
就法官作出解释而言，其解释权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其行为有利于个案法律公正的实现，故而必须要承认这一点，赋予办案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权。正如论者所言，现代审级制度都需要在满足个案当事人的私人目的和服务于社会公共目的的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和妥协，一般原理是，越靠近司法审级结构塔顶的程序在制度政策和服务于公共目的的方面的功能越强，越靠近司法审级结构塔基的程序在直接解决纠纷和服务于私人目的方面的功能越强。
就刑法解释而言，无论称之为何种技术，作为一种权力运行技术，如果本身得以良好运行，其实是可以将犯罪治理与刑事法治有效统合起来的，也可以借助这一平台将效率与公正有效统合起来。可是，观察近年来发布的司法解释文件不难发现，对于社会危害性较大的行为，或者犯罪形势严重时，即便文义清晰也可以发动解释权。法治反对解释仅仅是指一种原则——一种反对过度解释的姿态。正如有论者所言：在整个刑法解释体制之中，由于机构导向性的解释体制，真正的利益冲突恰恰在于由于没有一种真正的居中、超脱的解释主体，能够使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和法益维护机能得到适当的平衡。第三审级的管辖权可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然而，一个含义不确定的规范，既无法指导裁判，也无法对公众形成良好的规范指引，因此难以指导规范的适用。
[10]林维：《论刑法解释中的利益相关性》，《法制与社会发展》2005年第4期。但是，规范文义和规范目的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也正是这种相对的稳定状态发挥着对解释权力的制约作用，使其不至于背离作为解释的本义。
功能复归的前提是承认办案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权。其直接结果，就是联合其他机构发布刑法解释，在讨论协调中化解分歧，进而避免解释出台后的实效性不足。
然而这样一种做法，实际上正是在变相代行立法解释的统一法律解释功能。毕竟，在国家本位的共同前提下，权力之间的冲突仅仅是一种具体职权的冲突，而无论这种职权如何演变或者分配，归根结底仍然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治理，不同的机构在国家控制范畴内实际上站在同一战壕之中。
在这一种制度背景下，法官能够做出的最优选择，不是由自己做出法律解释，而是提请上级做出法律解释。据论者考察，这样一种制度的核心思路，就是要通过权力向上层的流动和集中，带来效率的提高，而且两者都带来权力行使的标准化以及政策普及的迅速化，也更有利于对权力行使的监督及其效率的提高。其意义可谓重大，无疑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对待，在未来的改革路径上贯彻这种精神。权力运作是指权力行使过程本身，事关权力主体本身的行为。
这样既能有效整合审判权力，又能实现个案正义与整体正义的均衡，无疑更为理想。个案程序正义的标准包括了法官的中立性、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程序的参与性、程序的公开性和程序的终局性五大要点。
三、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权的功能复归 通过上文的分析不难发现，最高人民法院在进行刑法解释时基于某些特定的考虑，使其权力呈现出功能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讲，功能复归正是一种理性，理性意味着知其可为、知其不可为。
基于当下的宪法权力关系，在出现法律解释分歧时，理应通过立法解释的方式来加以化解。在笔者看来，当前最高人民法院代行法官对刑法的解释权，实际上是混淆了权力运作与权力规制这两个不同的概念。
(二)统一法律解释功能的理性复归：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功能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联合多个机构出台解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解释中的分歧，变相代行了立法解释的同一法律解释功能，其初衷值得称道，但合宪性风险与权威缺失的风险亦不容忽视。判例指导的意义在于对法官进行引导而不在于采用行政化的强制规定，由此便尊重了法官的独立自主性，不至于影响案件审判中的个案公正。而作为解释主体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这种功利性思维的促使下，就难免将刑法视为社会保护的工具，权衡利益冲突的功能就不再是优先考虑。考虑到这一点，理应让这一功能回归立法解释。
[1]刑法解释因为通过解释法律来调整惩罚权的行使，正是一种犯罪治理活动，发挥治罪功能本身亦无可厚非。第一，个案正义难以实现。
另一方面得以通过符合审判规律的审级方式实现对下级法院的理性监督，在维护审判公正的基础上维护法制统一。最高人民法院刑法解释功能复归的要义，实际上就是在整个犯罪治理体系、法律治理体系、审判权力体系中重新寻回自身作为规范治理机构、司法治理机构、内部整合机构的定位，并以符合功能分化原理、权力优化配置原理、司法基本规律和现行宪法架构的方式来实现这些定位，切实发挥其本身应有的功能。
为达到这一效果，甚至放弃人权保障与自由价值也在所不惜。[16]参见前注[1]，强世功书，第26页。
